東晉義熙十四年（418）九月九日，宋公劉裕在彭城戲馬臺設(shè)宴，為辭官歸隱的孔靖送行。謝靈運、謝瞻兄弟在席間作《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以下簡稱《戲馬臺》）詩，二詩都被收入《文選》卷二〇。

謝靈運詩：

“季秋邊朔苦，旅雁違霜雪。凄凄陽卉腓，皎皎寒潭潔。良辰感圣心，云旗興暮節(jié)。鳴葭戾朱宮，蘭卮獻時哲。餞宴光有孚，和樂隆所缺。在宥天下理，吹萬群方悅。歸客遂海嵎，脫冠謝朝列。弭棹薄枉渚，指景待樂闋。河流有急瀾，浮驂無緩轍。豈伊川途念，宿心愧將別。彼美丘園道，喟焉傷薄劣。”

謝瞻詩：

“風至授寒服，霜降休百工。繁林收陽彩，密苑解華叢。巢幕無留燕，遵渚有來鴻。輕霞冠秋日，迅商薄清穹。圣心眷佳節(jié)，揚鑾戾行宮。四筵沾芳醴，中堂起絲桐。扶光迫西汜，歡馀燕有窮。逝矣將歸客，養(yǎng)素克有終。臨流怨莫從，歡心嘆飛蓬。”

在《文選》謝瞻詩題下，有李善注引所謂《宋書七志》說：“高祖游戲馬臺，命僚佐賦詩，瞻之所作冠于時。”由于李善注的經(jīng)典地位，后人每當論及二謝《戲馬臺》詩之優(yōu)劣時，往往都繞不開這一條注文。力主謝瞻詩為優(yōu)者，如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說“謝瞻宣遠詩為冠”，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學史》說“謝瞻之作最受稱賞”，其依據(jù)均不外李善一注而已。力主謝靈運詩為優(yōu)者，如方東樹《昭昧詹言》說“當日共推宣遠作，昭明亦并登于《選》。然彼……大不及康樂。古今濫吹，誰差比而真知之也”，他明確反對李善注“瞻之所作冠于時”之說，以為那是“濫吹”而非“真知”。當代亦有學者能從知人論世角度追問時人推許謝瞻詩原因，如彭燕《〈文選·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發(fā)覆》認為謝瞻詩“情緒平和歡快，基本符合宋公和‘百僚’的政治期待”，“謝靈運詩則蘊含著抵觸譏刺情緒”。（《文學遺產(chǎn)》2020年第6期）可見古今論者，其實都是在默認李善注引文是時人對謝瞻《戲馬臺》所作的詩學評論這一性質(zhì)的基礎(chǔ)之上，再對這一注文的詩學觀點或肯定，或否定，或溯源的。但是，對這一條注的引文性質(zhì)與詩學價值，是否可以如此無條件默認，是否可以徑直作為對二謝《戲馬臺》進行詩學評判的依據(jù)？這個問題，前人并未加以深究，但它恰是重勘這樁詩學公案的關(guān)鍵。

一

《文選》謝瞻詩題下李善注全文是：“《宋書七志》曰：謝瞻，字宣遠，東郡人也。幼能屬文。宋黃門郎。以弟晦權(quán)貴，求為豫章太守，卒。高祖游戲馬臺，命僚佐賦詩，瞻之所作冠于時。”粗粗一閱，這似乎確是《宋書七志》對謝瞻《戲馬臺》的詩學評價，其實不然。據(jù)胡克家、顧廣圻《文選考異》，所謂“宋書七志”其實是“今書七志”的訛誤：“袁本‘宋’作‘今’。……‘宋’字之誤無疑。”《今書七志》又是一部什么書呢？它是稍后于謝瞻的王儉所撰的一部目錄書，簡稱《七志》。《隋書·經(jīng)籍志序》記載：“儉又別撰《七志》，……不述作者之意，但于書名之下，每立一傳。”可見王儉《七志》著錄圖書，不是重在評述其書意旨，而主要是在書名之下為作者寫一段傳記。《文選》謝瞻《戲馬臺》李善注的引文出處，正是王儉《今書七志》謝瞻別集書名之下的《謝瞻傳》。

巧合的是，《文選》卷二一還收錄了謝瞻的另一首《張子房》，題下又有李善一條注：“王儉《七志》曰：高祖游張良廟，并命僚佐賦詩，瞻之所造冠于一時。”看這句式，與《戲馬臺》注引文“高祖游戲馬臺，命僚佐賦詩，瞻之所作冠于時”何其相似乃爾！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這其實是王儉《謝瞻傳》中的一整段話，原話極有可能是：“謝瞻，字宣遠，東郡人也。幼能屬文。宋黃門郎。以弟晦權(quán)貴，求為豫章太守，卒。高祖游張良廟、戲馬臺……，并命僚佐賦詩，瞻之所作冠于一時。”李善注《戲馬臺》時，刪去了“張良廟”等地名，注《張子房》時，刪去了“戲馬臺”等地名。為什么刪去呢？因為和所注之詩無關(guān)。于是在兩個場合中，就分別形成了“高祖游戲馬臺”和“高祖游張良廟”兩種文本，但實際上原來是一句話。由此可見，李善注引文中的“瞻之所作冠于時”，其實并非時人針對謝瞻《戲馬臺》一詩做出的明確評價，而是王儉在《謝瞻傳》中對謝瞻在“高祖游某地、某地、某地，并命僚佐賦詩”等一系列場合創(chuàng)作活動的概述。這，才是李善注引文“瞻之所作冠于時”的真正性質(zhì)。

二

李善注引文的性質(zhì)，影響了“瞻之所作冠于時”評語的詩學價值。

一方面，由于此語是《謝瞻傳》對謝瞻系列創(chuàng)作活動的概述，因此即使此語不存在對傳主的下意識溢美，他那系列創(chuàng)作活動的“冠于時”也并不意味著這系列創(chuàng)作中的每一篇具體作品都一定是“冠于時”的，更不能由此推導出義熙十四年九月九日的《戲馬臺》一定是“冠于時”的。比如同一創(chuàng)作系列中的《張子房》，前二十句全是隱括張良生平，后十八句全是贊美劉裕功德，驟然跳轉(zhuǎn)，明顯割裂，并且后十八句與張良廟毫無關(guān)聯(lián)，只有“逝者如可作，揆子慕周行”二語生拉硬拽到了張良身上。倘把“冠于時”的評語施于此詩，顯然是名不副實。這證明，把針對系列創(chuàng)作活動的概括描述、寬泛總評甚至是程式套語，機械地移用在某一篇明確具體的作品上，有時是會方鑿圓枘的。

另一方面，王儉《謝瞻傳》的敘事核心是謝瞻，“瞻之所作冠于時”并不是一個在與謝靈運詩對比的語境下提出來的帶有褒貶意味的詩學評判。謝靈運本人也并沒有完整參加“高祖游張良廟、戲馬臺……”系列創(chuàng)作場合，比如題張良廟那次，謝靈運就未與其事（顧紹柏《謝靈運集校注》附年譜）。因此在這系列創(chuàng)作中，本也無所謂二謝優(yōu)劣問題。可是由于《文選》將二謝詩作同時選入，李善又在謝瞻詩題下“斷章取義”地引了“瞻之所作冠于時”之語，這導致后世讀者產(chǎn)生一種錯覺，仿佛這條注文的用意，即在于表明謝瞻的《戲馬臺》優(yōu)于謝靈運的《戲馬臺》。因此當讀者們論及二謝詩優(yōu)劣時，才往往繞不過李善這條注文。但是，把一句名不副實的話語，做出斷章取義的理解，再移用于似是而非的語境，這一句貌似經(jīng)典的評語實際上不過是史料誤讀的產(chǎn)物罷了。后人在未能澄清這一誤讀的前提下，對謝瞻《戲馬臺》“冠于時”的說法，或表示肯定，或提出否定，或追問原因，固然都能自圓其說，但這個邏輯起點畢竟是徒勞的。

三

現(xiàn)在我們不妨就詩論詩，重讀二作，看看能得到哪些藝術(shù)上的啟發(fā)。

首先，在章法方面，謝靈運詩有明顯優(yōu)點。他能在一首詩中把九日、劉裕、孔靖、自己、水程、陸程這幾個方面都照顧到，而且布局井然有序，敘述按部就班，描述精細不茍，既不枝蔓，也不平弱。謝瞻詩恰恰相反，它前半段敘九日太多，費去大量篇幅，導致后半段寫送別分量不夠。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五對此曾有精彩論述，不妨參看。鐘嶸《詩品》對謝瞻有“才力苦弱”的評價，章法上的欠靈活，或許正是才力薄弱的表現(xiàn)。

其次，在句式方面，謝瞻詩缺少變化。他的十八句中除“逝矣將歸客”外，其余每一句都是2—1—2節(jié)奏，而靈運詩則是2—1—2與2—2—1交替運用的。當然，晉宋時代五言詩2—2—1句式本就普遍較少，但是謝靈運、陶淵明、鮑照等少數(shù)優(yōu)秀五言詩家仍然注意講求句式的交替變化，謝瞻在這方面不免略遜一籌。

最后，在風格方面，這兩首同題共作詩或許是中國古代兩種不同詩風的縮影。謝瞻詩清淺順暢，而其弊也弱；謝靈運詩細密精深，而其弊也澀。后者往往呈現(xiàn)出法度謹嚴、開合周密的風貌，下啟杜甫、韓愈、黃庭堅一路詩風。曹道衡、沈玉成先生《南北朝文學史》說江西詩派“遠祖還可以追溯到謝靈運”，這是不無道理的。而偏好杜、韓、黃一路的讀者，在評比這兩首詩的時候，很容易就會對謝靈運詩產(chǎn)生好感。方東樹論詩就是如此，所以他不僅在贊賞謝靈運這一首詩的時候舉杜、韓為例，他在評賞謝靈運其他很多詩的時候，都贊其“謹嚴”“穩(wěn)老”“深沉厚重”“無一字輕率滑易”，并往往拈出杜甫、韓愈、黃庭堅為類比，原因也正在這里。

 （作者：趙鑫，系山東大學文學院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