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的學(xué)術(shù)研究，是從《孔子詩論》開始的。廖名春先生曾指出簡文并非全部是孔子論詩，故改稱《詩論》。而經(jīng)過簡序重排，所謂頌、雅、風(fēng)的順序說明顯然站不住腳。《詩論》的出版，并沒有解決大家關(guān)心的子夏傳《毛詩》、詩序等問題。不過筆者曾經(jīng)據(jù)《詩經(jīng)》等，指出《關(guān)雎》《鹿鳴》《文王》《清廟》這風(fēng)、小雅、大雅、頌的首詩，被稱為魯詩之“四始”者，體現(xiàn)了夫婦、君臣、父子和天人這四種關(guān)系，這種安排和解說，一定是有心而為之的。所以民國學(xué)界講《關(guān)雎》是愛情詩，認為詩序稱之為“后妃之德”大謬，這當然有思想解放的因素在，但是將古代學(xué)者把六藝等拔高為治人倫、合天人、齊政教之經(jīng)典的用心也一并拋去，也就自己把士的身份降格了，學(xué)術(shù)研究不再是修齊治平的基礎(chǔ)，抽去了自家安身立命的根基。

不過“四始”畢竟只是孔子刪詩說中的一個小問題，而孔穎達、朱熹、葉適、朱彝尊、王士禎、趙翼、崔述等人都懷疑刪《詩》之說，近代否認孔子與六經(jīng)關(guān)系者更是主張此說。否定說的力量很強大，證據(jù)也很堅固，因為即便《詩論》有孔子論詩，也不能證明孔子編詩、刪詩。而司馬遷說“古者詩三千余篇”，孔子刪為三百，可是現(xiàn)存佚詩很少；《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時，工所歌風(fēng)詩，無出十三國之外者，其時孔子年僅八歲，這或許說明《詩》三百之說可能早就形成了。所以孔子有沒有將三千首《詩》刪為三百篇；孔子有沒有定過《詩經(jīng)》的順序，仍然是孔子刪詩說中的兩個大問題。“四始”只是論風(fēng)雅頌的開篇問題罷了。

其實說現(xiàn)存佚詩很少，這種思考問題的方式，是以現(xiàn)存古書為古人所見全部古書的思維方式作為預(yù)設(shè)（或者條件），受輯佚工作的影響，壓制了“古書佚失觀”。由現(xiàn)在出土的戰(zhàn)國秦漢竹木簡牘帛書來看，清華簡《耆夜》錄詩五首，只有一首接近《秦風(fēng)·蟋蟀》。《周公之琴舞》錄詩有十，卻只有一首接近今存的《周頌·敬之》，已然是十才存一的比例。甚至《周公之琴舞》本身就可能已經(jīng)有佚詩了，此篇說：“周公作多士敬怭，琴舞九絉”，但只錄了一首“元納啟”，而成王所作“敬（儆）怭（毖），琴舞九絉”，才收錄了全部的九啟。

至于季札在魯觀樂的問題，他“請觀于周樂”，雖然各國之風(fēng)大體和《詩經(jīng)》一致，小有順序不同，但是樂之文本，卻可能和《詩經(jīng)》不一樣。我們比較《周公之琴舞》中的《敬之》和《周頌·敬之》，《耆夜》中的《蟋蟀》和《唐風(fēng)·蟋蟀》，就可以發(fā)現(xiàn)不同。那么，如果孔子依據(jù)魯國的樂官所用之詩本作教材的底本，這看起來沒有將古詩三千刪減為三百，但是無疑已經(jīng)承認了周王朝及魯國樂官所做的選詩的工作。由于孔子的影響大，其后七十子將孔子所用之詩的版本傳之四方，所以與《春秋》相似，雖然孔子的教材有所自來，但是其弟子后學(xué)是會說這是孔子修訂的《詩經(jīng)》（《春秋》）。故從古以來的樂官之選詩、編詩、刪詩，也就可以歸為孔子選詩、編詩、刪詩了。如同編修《四庫全書》就意味著禁毀不合格的書一樣，選、編詩也就意味著刪詩，故后世說孔子刪詩。

刪詩除了刪去一些詩外，也有前賢所說篇刪其章、章刪其句、句刪其字的工作，因為如同唐宋以后的填詞一樣，一個曲譜如《虞美人》，是可以用不同的詞來配樂的，這些詞也有本身的稿本和定本問題。所以《周公之琴舞》中的《敬之》和《周頌·敬之》，《耆夜》中的《蟋蟀》和《唐風(fēng)·蟋蟀》以及安大簡的《魏風(fēng)·蟋蟀》，都可以合樂，而孔子只能選一個為底本，據(jù)之作出定本。

此外，詩經(jīng)中有《魯頌》，這和魯有關(guān)系。《周頌》的合法性不需要討論，《商頌》作為王者之后，也有一定合法性，魯則只是諸侯，其有《魯頌》被收入，只能從孔子是魯人，所用的也是魯之詩來考慮。別的國家如果有《詩經(jīng)》選本，大概不會有《魯頌》。當然，孔子祖先本是宋國人，《商頌》入選或許和這也有關(guān)系。《國語·魯語下》載“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為首”，則孔子是否十二選其五，就饒有趣味了。如果周之詩經(jīng)版本有《商頌》的話，那恐怕最少該是十二篇。

從安徽大學(xué)藏簡來看，《國風(fēng)》的編整至少在當時還沒有全部統(tǒng)一。《唐風(fēng)·蟋蟀》在安大簡中是被編入《魏風(fēng)》，而整個安大簡《魏風(fēng)》十篇中，只有《葛屨》一篇屬于《毛詩·魏風(fēng)》，其余九篇全部屬于《毛詩》中的《唐風(fēng)》；安大簡和《毛詩·魏風(fēng)》都以《葛屨》為首篇，但是《毛詩·魏風(fēng)》七篇中，其余六篇在安大簡屬于“侯”風(fēng)（篇序也和《毛詩》小有不同），侯風(fēng)此前從未出現(xiàn)于國風(fēng)中，學(xué)者們雖然有一些推測，但是并沒有比較統(tǒng)一的意見。此外，安大簡《秦風(fēng)·無衣》殘存《毛詩》第二章的“（修我矛）戟，與子偕作”，其下有“曾子以組，明月將逝”，不見于《毛詩》，此下也無《毛詩》第三章，很可能安大簡《無衣》的章序和《毛詩》不同。應(yīng)該是后來孔子選編的詩本流傳開后，安大簡這些詩就逐漸消失了。

需注意者，《毛詩》未必是孔子編詩后的定本，只是我們現(xiàn)存較全的文本，方便作比較而已。甚至可以說孔子論詩的方式比《詩經(jīng)》的定本更重要，漢代四家詩的最重要差別不是文本，而是論述方式。只是這些論述方式雖然名義上上承孔子，但是由《詩論》來看，恐怕還是有不小的差別。《詩論》基本上和《詩序》不相關(guān)，其間經(jīng)歷了哪些變化，還有待考察。

總之，傳統(tǒng)所說孔子刪詩，可能并非漢人造出來的說法，而是在孔子歿后、以孔子為圣人的背景下出來的說法。孔子（及其弟子）雖沒有直接將古來的詩三千刪為三百，但是他以魯之詩經(jīng)為底本，排除了其他國家的詩經(jīng)版本，并且沒有選當時還流傳的一些佚詩，仍然可以算是承接古人，作了刪詩、選詩、編詩的工作，故后人說孔子刪詩。

（作者：李銳，系北京師范大學(xué)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