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學者論壇】

在楚辭學史上，朱熹對屈原的評價具有重要意義，且引發(fā)了無數(shù)爭議。朱熹對屈原的評價看似“矛盾”，但這些“矛盾”是朱熹從三個不同維度對屈原的不同評價疊加到一起后造成的誤解。拆開來看，三個維度三層評價，邏輯清晰，辯證全面。朱熹的批評者因為不理解朱熹評屈的多維標準及其內(nèi)在邏輯，未能認識到朱熹評屈的真正內(nèi)涵與價值。

朱熹對屈原的評價在《楚辭集注》與《楚辭后語》中有較為集中的論述：

原之為人，其志行雖或過于中庸而不可以為法，然皆出于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為書，其辭旨雖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懟激發(fā)而不可以為訓，然皆生于繾綣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雖其不知學于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于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抆淚謳唫于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于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fā)，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于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楚辭集注·序》）

屈原之心，其為忠清潔白，固無待于辯論而自顯，若其為行之不能無過，則亦非區(qū)區(qū)辯說所能全也。故君子之于人也，取其大節(jié)之純?nèi)云浼毿兄荒軣o弊。則雖三人同行，猶必有可師者，況如屈子，乃千載而一人哉！孔子曰：“人之過也，各于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此觀人之法也。夫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于忠者也。故論原者，論其大節(jié)，則其他可以一切置之而不問。論其細行，而必其合乎圣賢之矩度，則吾固已言其不能皆合于中庸矣，尚何說哉！（《楚辭后語·反離騷第十六》）

此外，在其他地方，朱熹對屈原也多有零星評價。總結起來，朱熹對屈原的基本評價無外乎以下幾點：一、屈原志行“過于中庸不可以法”，但“忠君愛國”；二、屈原的言辭“流于跌宕怪神、怨懟激發(fā)而不可以為訓”，但“皆生于繾綣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能“增夫三綱五典之重”，不能以“詞人之賦”視之；三、屈原細行不“合乎圣賢之矩度”，但大節(jié)純?nèi)澳饲лd而一人”。這三點，看上去似乎都存在內(nèi)在的矛盾。

正是朱熹評價屈原的這種“矛盾”性，招來了后世學者的不少批判。如明朝的焦竑在給張京元的《刪注楚辭》作序時云：“夫謂原出于忠君愛國之誠心，而又譏其馳騁變《風》變《雅》之末流，為醇儒莊士所羞稱，則又自相矛盾矣。”（見姜亮夫《楚辭書目五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80頁）現(xiàn)代學者莫礪鋒認為：“朱熹對屈原的評價有著自相矛盾的地方……反映了朱熹思想中落后的一面，他拘于儒家的中庸之道，對屈原的評價就有不可克服的局限性。”（《朱熹〈楚辭〉學略說》，《求索》1983年第3期）黃中模認為朱熹對待屈原的態(tài)度自相矛盾，而造成自相矛盾的原因則主要在于朱熹為封建統(tǒng)治階級服務的道學家身份。（《屈原問題論爭史稿》，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65-75頁）盧平忠認為朱熹對屈原的評價暴露出了朱熹的深刻矛盾，并導致了《楚辭集注》對屈原認識的搖擺不定，這是朱子始終擺脫不了理學的封建倫常觀念束縛的結果。（《理學的困惑——〈楚辭集注〉思想初探》，《四川師范大學學報》1989年第5期）。這些批評者都指出了朱熹評屈的矛盾性，現(xiàn)代學者更是在此基礎上，將朱熹的自相矛盾主要歸因于其理學家中庸思想的束縛。事實上，他們既沒有認識到朱熹評價屈原的多維標準及其內(nèi)在邏輯，也未能正確了解朱熹理學家身份與中庸評價標準的積極意義，難以發(fā)現(xiàn)朱熹評屈的真正內(nèi)涵與價值。

“中庸”標準是朱熹評價屈原的第一維度。中庸是至德，普通人很難達到。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又說：“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中庸》）能做到中庸的只有舜這樣的圣人和顏回這樣的賢人。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zhí)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為舜乎！”又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中庸》）中庸不是簡單地不偏不倚、無原則地明哲保身，也不是誰也不得罪的“鄉(xiāng)愿”。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fā)，謂之中；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庸》），中庸即是時時處處用中和之道來行為處世，它是原則性與靈活性的高度統(tǒng)一，是大智慧、大通透的表現(xiàn)。“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中庸》）中庸成了中國人向往的大境界，更是理學家追求的理想狀態(tài)，自然成了他們品評人物的無上準則。因此，朱熹以中庸為標準來評價屈原，非但不是思想落后腐朽，反而是標準高上且客觀的表現(xiàn)。在這高標準的參照下，屈原的性格與行為，不可避免地存在瑕疵和不足。正所謂“人非圣賢，孰能無過”，與圣賢的行為典范相比，屈原顯然還有差距。朱熹雖想極力推尊屈原，但又不能無視屈原的行為模式與圣賢不同的事實。所以在以中庸為標準的評價維度上，朱熹不得不指出屈原志行“過于中庸而不可以為法”，辭旨“流于跌宕怪神、怨懟激發(fā)而不可以為訓”，忠而有過，細行有弊，不合“圣賢之矩度”。

朱熹評價屈原的第二個的維度是“三綱五典”標準。“三綱五典”即“三綱五常”，是改造儒家思想而成的倫理規(guī)范。以此為標準，朱熹認為屈原是“忠君愛國”的典范，其作品能“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抆淚謳唫于下”，起到“增夫三綱五典之重”的道德教化作用。也正是從此出發(fā)，朱熹才認為“楚詞不甚怨君”（《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九），并表示不敢以“詞人之賦”視屈作，甚至把屈原的作品比作《春秋》（《楚辭集注·九章注》）。所以，盡管從中庸標準來看，屈原雖“不知學于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于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楚辭集注·序》）；但從“三綱五典”的維度來看，屈原卻是一個忠君愛國、正道直行、堅貞不屈、不與奸邪勢力同流合污的標桿式人物，足以為后人之楷模，可令當世變節(jié)小人們羞慚。所謂“蓋原之所為雖過，而其忠終非世間偷生幸死者所可及”（《楚辭后語·反離騷第十六》），“為君臣者，皆不可以不察”（《楚辭集注·惜誦注》），都是站在“三綱五典”的維度肯定屈原的典范意義。

朱熹評價屈原的第三個維度是君子“觀過知人”原則，即取大節(jié)而略細行的評價法，這也是朱熹評價屈原的總原則。朱熹曰：“故君子之于人也，取其大節(jié)之純?nèi)云浼毿兄荒軣o弊。則雖三人同行，猶必有可師者，況如屈子，乃千載而一人哉！孔子曰：‘人之過也，各于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此觀人之法也。”（《楚辭后語·反離騷第十六》）朱熹將孔子的“觀過知人”法發(fā)揚為取其大節(jié)而略其細行的評價標準。以此標準來評價屈原，朱熹認為屈原“大節(jié)純?nèi)保捌渌梢砸磺兄弥粏枴保栽谥杏箻藴氏虑姆N種“過”皆可視作細行而被略過，人們只需著重關注屈原“忠君愛國”之大節(jié)即可。可見，第三個維度是對前兩個維度的總結與綜合，并試圖調和前兩個維度的矛盾，忽略屈原志行的“過于中庸”與言辭的“跌宕怪神、怨懟激發(fā)”，而取其“忠君愛國之誠心”與“繾綣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最終以能“增夫三綱五典之重”“非世間偷生幸死者所可及”的“忠君愛國”典范作為對屈原的最終定評，以達到通過尊崇屈原、表彰其忠君愛國精神來批判現(xiàn)實的目的。

三個維度從不同層面立體綜合地評價屈原，使得朱熹對屈原的評價更為辯證、客觀和全面，既不因熱愛屈原而無限拔高屈原，也不至于由于缺乏同情的了解而故意高懸標準，貶損屈原。朱熹看到了屈原的不足，更肯定了屈原的可貴。朱熹關于屈原的評價既體現(xiàn)出了哲學家的客觀理性，又充滿了儒者的現(xiàn)實情懷，合在一起，正是理學家身份所發(fā)揮的效果。可以說，理學家身份不僅不是朱熹的束縛，反倒是他的優(yōu)勢。

（作者：謝君，系中國人民公安大學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