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出版的新書中，有一個名字頻頻出現(xiàn)。

5月初，共20冊的《汪曾祺別集》正式出版；6月中旬，問世一年的《汪曾祺全集》第三次加印，累計印數(shù)達1.2萬套；“汪曾祺經(jīng)典”叢書正籌劃在7月的江蘇書展“汪曾祺主題圖書展”上推出……

今年是當代作家汪曾祺先生百年誕辰，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一些學術研討和紀念活動不得不按下暫停鍵，但多種形式的汪曾祺作品集、書畫集、評論集仍相繼問世，在出版領域，“汪曾祺熱”一直都在。

第二部《汪曾祺全集》問世

“不是所有作家都值得為他出全集。”

今年3月的一場線上紀念活動，《汪曾祺全集》項目主持人、人民文學出版社編審郭娟講述了《汪曾祺全集》的編輯過程，她花了兩個小時都講不完其中的故事，因為這一套書一編就是8年。

《汪曾祺全集》是汪曾祺一生所著所寫文字的總集，收入迄今為止的汪曾祺全部文學作品以及書信、題跋等日常文書，共12卷，400多萬字。

1998年，由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全集》是汪曾祺第一部作品全集，時隔二十余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重做《汪曾祺全集》，既是一次出版的活動，也是一次學術活動。郭娟曾于2005年參加過《魯迅全集》修訂版工作。從一開始，項目組就定下了高要求——“編輯《汪曾祺全集》向《魯迅全集》看齊，盡量做到同樣高度。”

8年如何度過？請孫郁、季紅真等汪曾祺研究專家開編輯工作會議，向社會征集佚文佚信，對不同版本的文本進行比對。8年里，400多萬字來之不易，好消息陸續(xù)傳來：40年代的《白松糖漿》等小說被找到了；2018年，失蹤已久的1962年油印版的《小翠》劇本出現(xiàn)了……

8年有何收獲？郭娟細細數(shù)來，小說增加了28篇，其中25篇創(chuàng)作于民國時期，散文類新收文章100多篇，劇作新增7部，書信卷收293封，詩歌從北師大版的88首擴充到人文社版的250多首。

汪曾祺百年誕辰之際，另一套受關注的作品集是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別集》，主編為汪曾祺之子、作家汪朗。什么是“別集”？據(jù)編者李建新介紹，20世紀90年代，汪曾祺先生為沈從文作品集取名《沈從文別集》，沈從文生前，想印一套袖珍本小冊子，不在于如何精美漂亮，只要樸素大方，便于收藏攜帶，便于翻閱。《汪曾祺別集》正是承續(xù)《沈從文別集》的宗旨。“在紀念汪先生的同時，向沈先生致敬”。

“只要發(fā)與汪老有關的內(nèi)容，總有人問是不是《汪曾祺全集》有消息了？”8年中，讀者的期待令郭娟十分難忘。

“汪老啊，念念不忘，終有回響。”《汪曾祺全集》出版當月，一位讀者在豆瓣上評論道。

從“悄悄地寫”到不斷翻印

“他自己也不會想到，自己的作品會成為出版的熱門題材。”汪朗說，父親曾經(jīng)說，“我悄悄地寫，你們悄悄地讀”，他一定不會想到，自己竟會成為一位“暢銷書作家”。

記者從中國版本圖書館了解到，2019年，涉及汪曾祺主題的圖書在版編目數(shù)據(jù)為80余條，2020年為50余條。汪曾祺作品集中最受歡迎的一本是《人間草木》。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從2005年至今，《人間草木》共出了18個版本。郭娟說，汪曾祺作品的出版熱度已經(jīng)延續(xù)許多年，今年百年誕辰應該是達到了一個高峰。

“出版熱”背后是“閱讀熱”。汪曾祺之女汪朝對記者說，近五六年明顯能感受到父親的讀者越來越多，社交網(wǎng)絡興起后，發(fā)現(xiàn)了許多“汪迷”群體。加上近些年汪曾祺作品頻頻入選學生教材，年輕讀者也多了起來。

“如今受到這么多的關注，他自己也未必喜歡。”汪朝說，2018年左右，咨詢作品授權(quán)的出版機構(gòu)非常多，“好像一股風似的”。汪朝發(fā)現(xiàn)，目前圖書市場上版本很多，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良莠不齊的現(xiàn)象。

最令汪朗和汪朝困擾的，是像“人生不過一碗紅塵”這樣的雞湯式書名，一些書在出版后家屬才發(fā)現(xiàn)，書名并非汪曾祺的原話。汪朝注意到，甚至有正規(guī)雜志引用的汪曾祺語錄都是假的，她認為，現(xiàn)在的出版熱“有些過”，于是，近幾年拒絕了許多出版授權(quán)。

“當代作家有兩個人去世以后書不斷被翻印、不斷被出版，出版多少本都不知道，一個是汪曾祺，一個是王小波。”學者孫郁說，汪先生的書現(xiàn)在依然暢銷，他是經(jīng)得起考驗的一位作家。

懷念汪曾祺的理由

6月12日，北京書市朝陽公園現(xiàn)場。青年作家侯磊面對直播鏡頭，展示著一本泛黃的《文學雜志》(第二卷)，他特意選擇在汪曾祺百年誕辰之際，向觀眾介紹“京派文學”與汪曾祺，聊聊汪曾祺筆下的北京。

像侯磊一樣，這段時間，許多人講述了自己懷念汪曾祺的理由。

“他是一個熱愛生活的人，熱愛母語的人。”孫郁說，1980年汪先生的《受戒》發(fā)表，后來《大淖記事》等等作品出來以后，讓讀書界，特別像我們當時這些年輕人，讀起來非常驚異，“小說還可以這樣寫！思想還可以這樣來表達！散文還有這樣的樣式！我們當時看到很受震動”。

“為什么汪曾祺是一個‘貫通性’的作家，從他那里，我們可以看見大半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楊早在紀念活動中說，汪曾祺筆下的中國人和中國故事跟任何一位作家筆下的中國人、中國故事都不一樣。“我這是一句非常粗淺的、像廢話一樣的結(jié)論，但這是我懷念汪曾祺的理由。”

汪朗說，汪曾祺寫過一首詩，其中兩句是“寫作頗勤快，人間送小溫”，“人間送小溫”是他的作品特別是60歲以后作品的一個底色。

作家汪曾祺身上，有著許多標簽：最后一個京派小說家、中國最后一位士大夫、中國式抒情的人道主義者……放下種種標簽，今天閱讀汪曾祺之熱，是作家與讀者文學互動的結(jié)果，正如汪曾祺自己所說：“一篇小說是作者和讀者共同創(chuàng)作的。作者寫了，讀者讀了，創(chuàng)作過程才算完成。”